本报记者　欧阳仕君

　　4月18日下午，一位满身是血的小伙子被120救护车拉到黄勇面前。   

　　进入手术室前，他的同事告诉他，这名患者是一名“三无病人”(处于昏迷状态，生命垂危，又不知道姓名、年龄、住址和身无分文的病人)。   

　　黄勇心里顿时打了一个疙瘩。救不好怎么办？医药费没人付怎么办？   

　　1994年就进入州人民医院工作，黄勇跟形形色色的病人打过交道。但很少有病人，真正了解过他的工作。

　　每一例心脏手术都有５%的失败率，这是一个被全世界医学界认可的临床数据。作为一名心胸外科医生，他非常清楚，当这个数据应用于一个具体的患者身上时，就只有两种可能，要么成功，要么失败。

　　黄勇在一个月前有过失败的案例。3月23日，一名风湿性心脏病患者死在他的手术台上。手术前，他反复告诉患者和家属，手术存在风险。但患者签字同意手术。手术后，尸体在手术台上停放了两天，因为患者家属的干涉。尽管已经签过《手术风险告知书》，家属仍然不能接受手术失败的结果，他们拿着花圈，堵住了住院部的大门，要求赔偿。   

　　院方要求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，以明确责任。情绪激动的家属不接受医院的提议，他们认为是医疗事故，要求赔偿，但不愿作鉴定。   

　　最后，家属拿到了他们认可的赔偿，尸体从手术台上移走。

　　这样的事情在州人民医院并不少见。医院的医疗安全科———负责处理医患纠纷的部门，对事情的处理结果早就有了预判。他们的负责人说，州人民医院的医疗纠纷中，患者一方走法律程序的只占到10%，其余的则会在法律程序之外提出非正当诉求。最糟糕的是，这些非正当诉求在对方采取“医闹”等极端手段后，政府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来保障医方和医生的利益，通常的结果是以牺牲院方利益为代价，非正当诉求得以部分实现或者实现。

　　事实上，患者方面以非正当方式进行维权，也有他们的“苦衷”。州卫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通常一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需要费时两个月以上，长的则需要半年甚至更久；同时，在患者方面看来，医疗事故鉴定的报告并不具有应有的公信力。   

　　黄勇将这名“三无病人”推进了手术室。当然，在这之前，经过了院方的同意。医生个人，无法承担手术的风险，更不应该为可能的“免费”买单。   

　　但这种案例并非没有。去年，大外科曾抢救一名重伤病人，治愈了他的脑外伤和胸外伤。病人家属拒绝付费，并给出一个令医生们哭笑不得的理由：“在病人头上划了这么大一个口子，我们不找你，你还敢找我们要钱？”   

　　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，三无病人、重伤病人必须先抢救。但没有规定产生的费用应当由谁来承担。院方和医生其实都明白：他们根本避不开这样的风险。

　　手术很成功，已经清醒的病人让家属支付了医疗费，并对黄勇表示感谢。

（原载于：2012年5月16日《团结报》03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