积极的发散式思维——读《思维与决策》
2016-10-19 09:33 本文来源：原 创 作者： 龙建明 点击量：
在现实中为了目标而行动，决策是一种必然，所以我们都是决策者。关于思维，各种理论说辞数不胜数，理论见解及各自认同也涉及到不同思维的差异。对于作为天然决策者的我们来说，“思维”或“决策”的理论定义仿佛已无足轻重，但是“思维”与“决策”二者的关系如何诉诸明晰的理论，仍然足以引起我们的期待。
乔纳森•伯龙的《思维与决策》作为鸿篇巨制，试图在完成某种从理论到操作的使命。从构成本书的三个部分来看，它试图说明三个问题，即“我们如何进行一般性思维”“是什么妨碍和影响我们的思维”“如何改进思维并作出正确的决策”。但面向未来的决策，往往有如赌博，甚至有如算命，有几成把握和最终结果并不能划上等号，所以本书表现出来的写作意图看似一场凶多吉少的大冒险。无论如何，本书作者坚信“良好的思维确实与良好的结果相关”。（Ｐ179）
对于思维与决策而言，选择概率和相信，效用只是相对的。贝叶期理论的意义似乎在于对决策“不完全情报”的重视，至于用主观概率去修正的做法和效果，以及该理论公式化的套用在现实决策中的可行度有几何，值得思忖，至少不能依样画葫芦。然而越是这样，我们越能察觉到决策之路的险恶，进而认识到了思维的强大和敏感的重要性。虽然作者的表述无关思维的训练，但仍然足够表明他确信好的思维是可以习得的，因为他把思维的进行都加以理论的整形了。
这本书深陷于理论之中，算不上是一本指导决策者排兵布阵的“兵书”，甚至我们情愿把它视作了一部“行为学”或者“行为心理学”方面的著作。作者的原始论据几乎都来自于“田野作业”式的实验，包括很多心理学方面的行为实验，而作者从医学诊断方面信手拈来的大量举例，让我怀疑他是否具有深厚的医学专业背景。阅读过程中，我几乎无法保留对本书能够增进任何一项实用功能的想法，而是越来越沉迷于对纯粹理论的景仰，包括对实验主义的好奇。这本书甚至让我们不时地疑心，理论会在一定程度上对“思维与决策”产生束缚。
然而，从决策实战的角度观察，本书的吸引点仍然足够醒目，即书中所谓的“积极的发散式思维”。坚持运用“积极的发散式思维”，这是作者费尽心机为改进思维与决策找到的最佳方案。这一论断的提出，源于作者对思维“偏差”现象普遍存在的实证与焦虑，以及对决策“预期效用”不可靠性的担忧。可以说，“积极的发散式思维”是本书的点睛之笔，也是作者意图奉献给决策者的终极秘笈。
至于“积极的发散式思维”，我们无需定义，因为它本身是开放的，但我们必须察觉并确认的是，“积极的发散式思维”是用以对抗“偏差”的，前提是承认决策过程中“不完全情报”的客观存在。决策的偏差，除了外部情报支持的不足，还有决策者自身对既有情报的“偏好”。如果决策者出于“偏好”选择“偏听偏信”，“偏差”可能不仅得不到纠正，还会益加严重，增加决策成本。“积极的发散式思维”鼓励兼听、兼信，不排斥对原有主张的放弃，不推崇决策一味的强攻蛮干。这些都体现了这种思维的开放性。
从我们关注的方面，这本书似乎就此打住，但此书的启迪仍在继续延伸。“积极的发散式思维”，不同于“集体思维”，而是多个思维在总的思维框架下的整合。在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现实中，重视运用“积极的发散式思维”最典型方式是积极建设为我所用的“智囊”。专业的“智囊”在情报处理方面可以做得更精到，尽量降低“偏差”的程序。每个决策者，包括决策集团，如果没有用好智囊支持，要持续保持决策的高明几无可能。当前，从市场到政府，对智囊建设和依赖程度起来越高，社会“智囊”机构快速发展，权威“智囊”机构深受相关方的青睐，就足以说明问题。作为地方或单位，决策者要更加重视打造自己的智囊团。
发挥“积极的发散式思维”，光靠有限的“主脑”，而无视强大的“外脑”，思维势必走向绝境，决策难免偏离目标。最高决策者需要在通过调查获悉“情报”的基础上进行分析、思考甚至想像，须臾离不开思维，但他们更需要投入足够的精力更好地“拍板”。“智囊团”不是要取代、而是要支持“决策者”，智囊的意见仅供参考、必须取舍，倘若智囊的意见始终被100%接收，只能说明决策者无脑、无能，结果也是悲催的。
书名：思维与决策
作者：[英]乔纳森•伯龙
译者：胡苏云
出版：四川人民出版社
版次：2003年12月第1版
字数：552千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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